如何提升各地“惠民保”的參保率?2023全國兩會期間,這一話題引起代表、委員關注。
“據統計,絕大部分城市的惠民保項目中,參保率不足15%,且2022年出現了大幅下降。在參保人群上,惠民保對于年輕人、健康體吸引力較弱,惠民保人群結構有持續惡化風險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在提案中提到。
作為我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,“惠民保”被業界寄予厚望。但隨著部分省份參保率有所下降,產品或需進行新一輪創新。
創新與改革路徑
在多位代表和委員看來,惠民保面臨的問題包括:參保率不足,參保人群結構不良;賠付率不穩定,賠付不均;癌癥、慢病等帶病體保障仍存缺口,提前預防功能較弱等。
“現階段,有部分醫保局對惠民保提出了賠付率的剛性要求,賠付率主要集中在80%~90%之間,個別城市高達90%以上。但隨著健康群體的離開、參保群體賠付率的升高,保司會被迫提高產品價格,產品性價比降低將會導致參保人繼續減少,從而進入惡性循環。”孫潔稱。
為此,孫潔提出建議,一方面,可以通過“按病組定額給付”的產品形態,使得產品在設計階段,決策者就可以決定哪些疾病需要納入賠付范圍,并靈活調整各類疾病的賠付金額;一方面,對年輕人、健康體關注度高的疾病如運動損傷的手術、不孕不育等,提高賠付額度,提高產品的吸引力。
全國政協委員、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對記者表示,隨著國民對于帶病體保險產品的需求日趨顯著,接下來,建議惠民保應在基礎款之上,針對不同類型既往癥人群,開發高值、高保障的升級款產品,以滿足參保人群多層次的保障需求。
“比如,探索聚焦我國發病率最高的癌癥病種如肺癌、結直腸癌、胃癌、肝癌、乳腺癌等,設計更具專病化的產品。這些產品可以防止癌癥復發、重疾并發癥作為保障的突破口。”朱同玉告訴記者。
作為一名泌尿外科主任醫師,朱同玉進一步解釋,以糖尿病為例,患病人群中約有20%的概率會轉為腎病,而腎病人群中又有約10%的概率會轉為尿毒癥,由此,保司可以根據患病概率的不同,設計出針對這部分人群的專病保障產品,“根據患病情況,設計不同梯度的保障,體重指數越好、血糖控制越好,賠付額度就越低,反之亦然。”
“再從癌癥角度來看,有個關于5年生存率的概念,也就是說,癌癥患者如果5年不復發,其之后的復發率就很低了。因而,保司也可以根據這一時間范疇來設計不同系數額保障產品。” 朱同玉說,但也需要細分到不同癌種,“比如胰腺癌屬于高惡性度的腫瘤,在設計保障內容時,就需要和其他腫瘤有所區分。”
避免發生“死亡螺旋”
作為惠民保及相關政策推動者,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曾告訴記者,惠民保最大的風險,是出現“逆向選擇死亡螺旋”。
逆向選擇死亡螺旋,是指由于種種原因,參保的健康人群陸續退出,剩下的患病人群數量較大,那么該保險整體賠付率就會越來越高。當賠付率升高后,保司就會提升保費來彌補虧損,而保費的提升也會使得健康人群逐步退出參保,由此呈現一個螺旋下降的過程。
一位商業健康保險領域資深人士告訴記者,惠民保目前在各地按照“一城一策”的方式落地,一旦面臨“逆向選擇死亡螺旋”后,會對當地醫保部門的公信力產生影響。
該人士稱,對于一些“老少邊窮”地區,30~50歲之間的年輕人多去到外省務工了,留在當地的多是老人、孩子群體,參保率較低,且賠付率也會較高,長此以往,當地惠民保的赤字風險會很大,“可以在惠民保層面建立一個風險結構調整基金,用來彌補一些地區的惠民保資金缺口。”
對于將健康體關注的疾病納入惠民保的保障內容,該人士也表示,無論是哪個地區,30~50歲之間的年輕人,他們患大病的概率相對來說是很低的,因此,惠民保如果持續幾年都是保障腫瘤、中風之類的疾病,這類年輕人用不到,可能會“退保”,“因此,可以在健康體人群里,建立起一種儲蓄機制(相當于惠民保中的醫療賬戶)。如果健康體人群沒能用到惠民保,那么醫療賬戶中的錢還可以用來購買長戶險等。”
此外,上述委員及專家也表示,惠民保中的“數據共享”是重中之中,但從醫保部門、醫療機構、實驗室等獲取“脫敏”數據仍然很難,這也不利于保司制定設計更為精細化的惠民保產品。需要促進醫保、商保、醫院、藥企等多方協作。
最近幾年,鐵路投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。
具體要打好幾套組合拳:一是宏觀政策的組合拳,二是擴大需求的組合拳,三是改革創新的組合拳,四是防范化解風險的組合拳。
政府預算報告和全國人大財經委審查報告均提及個稅改革,這意味著新一輪個稅改革可能箭在弦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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